1960年出生的余华，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，他最初认字是从街道上的标语开始的。而我认字则是始于法院的判决布告。那是在1983年，著名的“严打”时期。大街上不时贴出大幅布告，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名字上面打着耀眼的红叉，有时一张布告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红叉。红叉前面，往往冠以“反革命××犯”字样。八岁的我抚摸着那些墨迹未干的红叉，半认半猜后面简短的犯罪描述，心中升腾起恐怖与快感交织而成的兴奋。

那年月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看犯人游街、押赴刑场、执行枪决。每当这时，万人空巷，如同盛大的节日，热闹的场面只有元宵灯会可与之相比。

“枪毙人喽！枪毙人喽！”

这声音传遍大街小巷，萦绕在我的童年记忆里。每次枪毙人，学校都放半天假，老师组织我们集体去观看，回来还要写作文。在我们小孩子心里，那真是无限快乐的时刻。

事实上，我从来没有挤到刑场最里面，也没有亲眼见到杀人的场面。往往是我们到了周围，行刑已经结束了。嘈杂和混乱之中，我甚至连一声枪响都没有听清。可我至今记得其中一个死刑犯的名字：王文贤。因为我的同桌姓王，我便随口把这个名字送给了她，结果换来了老师的一顿胖揍。

在我的童年中，死亡并不可怕，它的影子屡见不鲜。这很大程度归功于我居住的地方。

那是位于医院后街一座清代遗留下来的凋敝的大宅院：颓圮的门楼，门前破败的石鼓，檐上残缺不全的瓦当，屋顶上是郁郁葱葱的瓦松——一种几乎不需要泥土的植物。

院子里大约住着八九户人家，四五十口人。白天男人们都出去干活，院子里只剩下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我终日无所事事各家各户瞎转，脑海中只留下一些吉光片羽。老女人黑平绒帽子上的猫眼石，谁家蓝印花布做成的门帘、床单，墙上的《毛主席去安源》，还有一只闪着银光的猫……这些都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惧。

出了后院几十米，就是人民医院的太平间。太平间正对着一个湖，湖边终年丢弃着许多死婴，通体绛紫，如同酱肉。疯狗衔起来满街乱跑，也没人管。我那时候太小，丝毫不懂得害怕，不过也没觉得好玩。

大约四五岁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在后门玩耍，不小心从岸边溜进了冰窟窿里。湖水很深，自己不知怎么竟然爬了上来。因为害怕回家挨打，就倚在太平间的黑木门上，等着太阳慢慢把衣服晒干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天要黑了，衣服非但没干，反而结了冰。这时，我们院里有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，穿着鲜艳的红棉袄，出来倒垃圾，发现了我，赶紧把我抱回了家。就这样，一位新娘从死神手里把我抢了回来。

太平间正对着湖的中央有个半岛，叫“小台湾”，岛上住着约有不到十户人家，后来死的死疯的疯，剩下的人也都搬走了，渐渐成了一座荒岛。人们都说这里风水不好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医院后来也搬走了。那时，我已经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。我好奇地走进空荡荡的太平间，看到里面一排整整齐齐的水泥床，忍不住爬到其中的一张上面躺了躺，但立刻就爬了起来。并不是出于恐惧，也不是因为怕凉，而是担心被别人看见后害羞。

总的来说，我小时候住过的这个地方阴气很重，这使我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也变得阴郁。我知道，自己之所以走上写作的道路，跟这个地方息息相关。因为这个地方，我很早就隐约知道世间有颠扑不灭的鬼魂，世间有纠结不清的生死、爱恨。

童年的经历，使我很小就习惯了死亡。可是，有一天，当我听说邻居有一个比我大十来岁的女孩因为失恋而服毒自杀时，我懵懂的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。在像我那么大的小男孩心中，所有正值青春的女孩都一样美若仙女，一样须仰望才见。可是，她居然……原来，爱情也能使人死亡？爱情究竟是什么？我的心仿佛一下子成熟起来，青春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来临了。

第一次接触爱情这个字眼，如同听到天籁福音。我想那时，我最多八岁。北方寒冷的乡村冬夜。满天星斗。雪地。一场露天电影：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。我肯定不能把那一行字认全，但我认出了“爱情”这两个字，并趁着周围的混乱，壮着胆子读出了它们，同时浑身掠过一阵战栗。我肯定不可能懂得这两个字的具体含义，但已清楚地知道它与战栗有关。这就够了。就这样，一个八岁男孩在乡村打谷场上领受到了爱情的战栗。像某个神秘教派的信徒，在黑夜里传诵一句秘密的咒语，那一段时间里，我无数次偷偷念出这两个字，它带给我难以言说的羞耻、罪感和迷醉，几近昏厥。

上小学四年级时，我从语文课本上学到了《十里长街送总理》。当读到“一对青年夫妇，丈夫抱着小女儿，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，他们挤下了人行道，探着身子张望。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，互相扶着肩，踮着脚望着，望着……”我又一次感到了战栗。“哦，丈夫……妻子！”我红领巾下面那颗小小的心怦怦跳。我对“丈夫”那两个字感到很不舒服，却对“妻子”充满了幻想；我对那篇据说感人至深的文章几乎无动于衷，却牢牢记住了文章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形象，不是总理，而是妻子。一个满面愁容的年轻女人，轻而易举地夺去了一个逝去的伟人的光辉。